我的导师——
杜良峰
吴庆瑞博士（Dr. Goh Keng Swee，1918～2010），早年在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开设的莱佛士学院受教育时，就热衷于经济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其在新加坡的声望和地位仅次于李光耀。吴庆瑞博士出任过新加坡政府的副总理和第一副总理，并曾兼任政府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为新加坡的独立和繁荣作出卓越贡献，享有“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新加坡经济塑造者”等美誉。正如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吴庆瑞博士国葬典礼上所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历史短浅，但我们当中也有巨人存在，他们扭转了新加坡的局势，并排除万难，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国家……没有了他(吴庆瑞)，我们今日所见的新加坡，大部分将不存在。”
初识新加坡经济塑造者
1980年代初，我还是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总工程师助理。由于引进技术的需要，我开始自学相关的国际商业法律知识。1988年，我考取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1991年获国际经济法学硕士学位。
1990年代初，在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倡导和组织下，启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计划，这不仅是经济投资合作，还包括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并要求中新两国在多个领域紧密合作。当时新加坡方面负责的吴庆瑞博士需要熟悉中国产业的技术投资人士参与若干项目的市场调研、风险分析、投资机会研究、社会评价等前期咨询以及投资项目策划、投资项目论证、评估及可行性研究。吴博士透过中国高层，传递人才推荐的意图；国家外经贸部的朋友将我的 CV (简历)呈送给吴博士。吴庆瑞博士看了我的CV 后表示满意，遂派了他的一个行政助手来北京与我见面，进行面试。不久，根据吴博士的指示，新加坡方面向我发出邀请，并安排我全家移民新加坡。
到达新加坡后，我作为吴庆瑞博士的助手和研究员，负责国际财团在中国内地投资项目的技术评估和可行性研究，以及在中国大陆投资项目的理论研究，包括中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国企业的技术状态，产品市场状况，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的分析和研究。我负责和参与的重点项目，除了苏州工业园的部分工程项目外，还有南方摩托，杭州制氧机，河南新飞电器和清明上河图旅游中心以及煤炭化工综合开发等几十个项目。
吴庆瑞博士的生活作风简朴而严肃，观察敏锐，善于思考，说话言简意赅、有广度和深度，是个学者型的谋略家。
1995年的一天，吴博士叫我去他办公室，问我：你说说看，中国20年后最短缺的资源是什么？
我回答说：一是烃类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二是中国稀缺的战略金属，如原子能材料、电工材料和耐蚀材料；三是生态资源，包括自然物种，随着中东部地区的开发，其生态资源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
吴博士说：你说的一部分是对的，但今后20年内，中国最短缺的资源是水，尤其是洁净的饮用水。中国城市大多处在干旱地区，这些城市存在饮用水水源污染和水源短缺的隐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尤其是能源工业将会与民用和农用争水，水资源最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应该早作这方面的准备：一是保护水资源，避免滥建水利设施，停建耗水量大的工农业项目；二是引进先进水技术，如饮用水洁净技术、污水的回收及处理技术、海水淡化技术。
早在15年前，中国国内的经济专家还没有意识到水资源问题的严重性，吴博士就能提出这种高瞻远瞩的预测，是何等的远见和英明。
向邓小平建议设“特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三步策略
1978年11月，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吸引外资等各项措施。会谈后，吴庆瑞博士专程陪同邓小平去考察裕廊工业区。邓小平表示，希望吴博士到中国访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1979年，吴庆瑞博士应邓小平的邀请回访中国，会见了邓小平和当时负责经济开放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会见中，邓小平提出聘请吴庆瑞博士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此后每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要会见吴庆瑞博士，详细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中国领导人对吴博士考察的成果和提出的建议给予很高评价，称赞吴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富有经济发展经验和管理知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吴庆瑞的建议，国务院进一步调整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
1996年，我到中国出差，拜访中国前副总理谷牧。在谈话中，谷牧副总理回忆起1979年吴庆瑞博士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情景。那时中国的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在计划经济摇篮里长大的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对市场经济几乎一无所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模式和走向更是一片茫然。
在1979年的吴与邓的会见中，谷牧向吴博士介绍，谷牧不久前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在从西欧访问回国后的务虚会上，中央领导拍板决定对外开放。但是怎样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有人建议，仿照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形式在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建立类似的出口加工区，但是如何选择地点，如何控制规模，如何在全国逐步推广，谷牧副总理就此特别向吴博士请教。
吴博士向中国领导人建议，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差距，中国改革开放的规模和顺序应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中国全国来说——首先中央政府选择适宜的3～4个城市作为中央经济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将出口加工区作为中央经济特区的一部分。中央经济特区的地点宜选择靠近香港、澳门或台湾较近的城市，可以借助港澳台的金融、技术和贸易优势；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国内其他省/市/自治区；第二个层面：就中国东西部来说——首先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各省，待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启动中部地区的开放；最后集中东部地区的力量开发经济相对落后、面积辽阔、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西部地区；第三个层面：就东部沿海各省来说——首先每个东部沿海省份选择一个适宜的滨海城市作为省政府开发区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开放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这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最后发展成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14个东部沿海城市开放，和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1979年以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总方针。
以特殊政策营造制度后发优势
谷牧副总理告诉我：“中国经济要发展，1970年代末碰到三大困难。第一个是没有钱；第二个是没有这方面的干部；第三个是没有领导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怎么办？没有钱，可不可以向外国借钱用？没有这方面的干部，请其他国家的专家帮助行不行？所以，我们请了新加坡的吴庆瑞博士等对中国友好的专家作为政府的经济顾问。但当时在北京，我们受的压力很大，有些人一谈改革开放，就说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进来了；有人甚至说，特区除五星红旗还在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回到新加坡后，向吴庆瑞博士汇报了我的中国之行以及与谷牧副总理的谈话。吴博士讲起这段经历，他问我：“在办特区的方式上，你怎么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我回答：“世界各国的特区都是政府投资兴办的，而中国的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兴办起来的。”吴庆瑞博士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接着说，中国办特区主要依靠独立经营自主权这种创新制度的安排。比如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自筹资金，在蛇口这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渔村实施开发，享有独立经营和社区管理的自主权。工业区在中国率先开放国内外市场，率先放开物价，率先实行严格的工程承包和奖励制度，率先试行干部聘任和选举制度、合同用工制度、新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新的工资制度，率先试行剩余收益制，并且建立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吴庆瑞博士总结说，所谓“特殊政策”，就是“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制度后发优势”。
在杭州制氧机集团引进跨国空气分离机企业 Air Liquid的合资项目时，吴博士特别指示我：中国的技术开发，首先要立足于发挥本国的科技力量。 采用中外合资企业方式引进外国的技术，作用非常有限，不能寄予太多希望。外商不会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来。取得先进技术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用外汇去买专利技术，最好是成套引进,包括设计图纸、生产工艺、原材料配方、技术诀窍等。第二是依靠自己的科技，引进人才，对外国专有技术进行消化和改造。
杭州制氧机厂的引进项目，就是在吴博士的关心下，采用灵活的引进专有技术，按照中方的需要进行改造。如今，杭州制氧机集团的产品综合技术指标、性能、产品、产量、产值，均已经超过原来的跨国王牌企业Air Liquid，稳坐世界空气分离设备第一的宝座。
洞察人才人力资源之重要
作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高层官员来访新加坡，一定要拜访吴庆瑞博士。1990年代，我随同吴庆瑞博士，会见的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及国家各部委高层官员及中国地方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首长。吴博士在同中国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会见中，对中国的改革寄予无限希望。他说，19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缓慢，而中国的经济却以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的速度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吴博士希望中国的经济管理人员不仅要了解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规律，还要了解外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吴博士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新加坡政府愿意协助中国培训经济管理人员和公务员。
吴博士后来向我说起：1960年代，人才人力资源在管理顾问领域中，还远不如今天这般普遍。他在那个年代就分析，若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和印度在过去数个世纪就应该已经是遥遥领先的经济体；若资源是关键，非洲应该是前途无限的大陆。因此，在新加坡1960年代众多大胆且创意十足的治国方略中，吴博士选择了推动人才发展，并在教育领域进行投资，扶助这个处于花岗岩上的贫困国家努力奋斗。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总策划师吴庆瑞博士，以他的先见之明，很早就洞察了国家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吴庆瑞博士告诉我：今天的新加坡应该帮助中国培训经济和社会管理人才，这是因为中国将来的腾飞将依靠这些年轻人；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培养出一批批具备献身精神、高尚品德和专业知识的接班人，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必定会遭到严重阻碍。
对中国旅游产业的期望
由于身体原因，吴庆瑞博士在1998年辞去了他担任的全部职务。前些年，他一直在和疾病搏斗，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他在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并兼任中国国家旅游顾问时走过的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
在他离开工作岗位的第二年，他最后一次向我提起了在1967年，英国人将圣淘沙岛交还给了新成立的新加坡政府。一年之后，新加坡政府决定将该岛开发为旅游胜地。该岛被命名为“圣淘沙”，即马来语“宁静”之意。但是将它发展成为旅游胜地之前也有过巨大争议，国际石油跨国企业埃索（ESSO）希望在圣淘沙岛上投资建立炼油厂，可是当时主管政府经济的吴庆瑞博士却坚持要把它发展成为国民康乐及旅游消闲之岛，他说不能因为只照顾国家制造业的经济发展而不惜代价。圣淘沙岛发展旅游设施，建立缆车，蝴蝶园、海洋馆、胡姬花园和蜡像馆，以及变幻音乐喷泉——到了1980年代，圣淘沙岛已经成为亚洲知名的情调迷人的休闲胜地。
1990年代中国政府旅游产业代表团拜访吴庆瑞博士时，吴博士告诉他们：中国旅游收入可以达到世界第一，关键问题是一定要有长远观点，不要急功近利。当务之急是抓紧培训旅游业的管理人员。和外资合资搞旅游业极不合算，应立即停止中外合资的旅游项目。中国人办旅游的天资很好，稍加培训就会有一大批合格的管理人才。
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
在一次谈话中，我请教吴庆瑞博士：何以新加坡能够走过1959～1969年那段最艰辛的日子。他将新加坡执政党带领人民走出危机和困境归结于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有群体的凝聚力，有务实的态度，有克服困难和挫折的勇气。新加坡人民和人民行动党一道，解决了一个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吴博士说：在新加坡大力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注意抵制来自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安定和传统文化的尊严。
早在1979年，当时兼任新加坡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就提出了一套针对整个社会和青少年一代教育的价值体系——培养真正的公民，具有责任感、荣誉心与民族自尊心；具有高度理性、崇高的道德信仰、道德原则、群体意识、社会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人；培养真正光辉人性品质的人，能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具有从内心出发的深挚爱心与信念的人；培养良好人际关系。即对社会群体，具有民主、公正、公平、和平、公德心、公共心与劳动服务的正确价值体认；对家庭、邻里具有负责任的心理意识，继承东方重视家庭伦理的美德。
吴庆瑞博士说：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因此，我们是否能保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
还在1980年代初，为了感谢吴庆瑞博士对中国的帮助，中国国务院决定每年给他6万美元的顾问聘金。但吴博士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为了赚钱，我绝不接受聘金！” 他每次到中国考察，工作都很劳累，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给他一部分生活补助费，他也坚决不收。当中方陪同人员悄悄把人民币塞进他口袋时，他当即把钱捐赠给当地的小学校。
毛泽东讲过：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吴庆瑞博士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同样把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在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年代里，他为中国作出的贡献，如果以经济价值计算，恐怕不止千亿元，但他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分钱的报酬，完全义务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吴庆瑞博士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把自己的渊博知识、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人民，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白求恩精神”吗？
漫漫人生路上，导师像夜航的灯塔，为你指明湍流中的航向；他磨砺你的品格，升华你的思想；他点燃你的希望，让你看到壮丽的风光。
我的导师是一壶老酒，甘醇中浸透着芬芳，留下几分浓烈辛辣，几分坚实绵长。
我的导师是一本日记，行云中流淌着沧桑，留下几帧栉风沐雨，几帧层峦叠嶂。
我的导师是一杯绿茶，清冽中散发着幽香，留下几盏平淡微涩，几盏鲜爽迴肠。
如今，我的恩师已经离我远去；但他深邃的思想、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仍然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他忧患天下的精神至今依然激励着我。
我的导师——吴庆瑞博士没有把我仅仅视为他的一个普通助手和研究员，而是把我当作他的人生一部分来对待、来体验、来充实、来完善。我的老师将他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激情和生命的灵动，融会到我的灵魂和血液中。
倚窗遥望，海面的波浪已经平静。一轮玉盘似的明月高悬在东方的天空上，如水的月光抚摸着微微起伏的波面，泛着鳞片般的银光；月朗星稀，碧海蓝天，一片静谧。
在宁静的夜色中，我轻轻唱起平日里最喜欢的一首英文歌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 倾诉对恩师吴庆瑞博士的怀念之情——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每当悲伤沮丧，我的心中疲惫难言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每当烦忧袭临，我的情绪沉重不堪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在孤寂中，我静静等待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等你出现，与我对坐倾谈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鼓舞了我，我才能立于群山之巅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你鼓舞了我，我才能踏过汹涌波澜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倚在你肩头，我就会变得无比坚强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你鼓舞了我，使我扬起人生的征帆
……
（注：本文作者是我校著名校友，前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初接受吴庆瑞博士邀请到新加坡工作。在上个世纪，吴博士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政府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和中国政府经济顾问。本文首发于2010年5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由于篇幅限制，早报做了删节）